- 李超;
北约以任务或行动伙伴为基础，特别是以参与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非成员国为对象，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因为多元化军事合作的政策驱动，主动塑造安全环境的需要以及维和领域的密切联系，蒙古国同北约保持着长期接触。在北约和蒙古国签署“单独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后，蒙古国正式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蒙古国与北约主要围绕互操作性、国防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展开合作。当前，由于蒙古国不能为北约制衡中、俄提供战略支撑，蒙古国同北约伙伴关系的提升受到一定限制。未来，双方合作可能集中于网络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而由此产生的安全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025年03期 v.9;No.47 58-76+156-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6K] - 曹鹏鹏;
土美非对称联盟变迁是影响土耳其外交转向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冷战至今，土美战略分歧、土耳其国内反美主义者的动员以及政府“自主性”外交理念等因素导致土耳其弱化对美国的追随外交，转而“回归”地区，积极拓展在中亚、高加索和中东等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最终形成“多面结盟”的外交转向：从文化和身份认同层面来看，土耳其面向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突厥语国家”形成以“突厥语国家组织”为机制的结盟体；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土耳其面向中东具有温和伊斯兰特征的“亲穆兄会”，形成与被推翻的穆尔西政府、卡塔尔以及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等为主要的“亲穆兄会”网络；从议题利益与功能合作层面来看，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在解决叙利亚问题形成土、俄、伊战略协调机制。总体来看，土耳其“多面结盟”有助于解决土耳其“外交孤立”困境，帮助提升其周边外交影响，但其结盟的灵活性面临着认同政治的现实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合作的脆弱性与对美战略依赖的掣肘等内在张力。
2025年03期 v.9;No.47 77-95+157-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4K] - 李坤泽;
资源丰富的后发国家往往难逃“资源诅咒”的宿命，马来西亚特殊的族群政治环境是其摆脱“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马来西亚长期存在马来人与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错位问题，族群问题对政治经济构成决定性的影响。马来西亚建国之初，资源产业被外资与华人资本组成的产业联盟控制，建国时的政治经济妥协和主要族群间的对立，决定了马来西亚政府既难以控制本国资源产业，也不信任华人资本。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为马来人提供大幅度政策倾斜，引入外国制造业资本来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以制衡华人，形成强大的出口导向制造业联盟。同时，政治经济地位错位也让华人对马来西亚政府保持高度警觉，有力的监督阻止了马来西亚腐败寻租的蔓延和激进的国有化政策，马来西亚没有出现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马来西亚特殊的族群政治环境让马来西亚政府为实现族群经济地位平等而制定并严格执行了恰当的经济政策，并使其摆脱了“资源诅咒”。
2025年03期 v.9;No.47 96-114+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6K] - 凡行;
“小国”能否在网络安全领域成功倡导全球规范？荷兰在推动“互联网公共核心”保护方面的过程和成果表明，“小国”确实能够在安全领域发挥规范倡导的作用。荷兰通过将“互联网公共核心”与既有规范深度绑定，融入多利益相关方，建立并扩展规范联盟，进而在欧盟、联合国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等多个平台和场合设置相关议程，使这一概念在欧盟和联合国层面得到了广泛讨论和认可。从规范的强制性来看，保护“互联网公共核心”从最初的呼吁和倡议，逐步发展为欧盟层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从覆盖范围来看，该倡议从个别国家扩展至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尽管在联合国层面遭遇阻碍，但全球网络安全规则尚未最终形成，保护“互联网公共核心”的机会依然存在，西方国家仍将继续推动这一倡议。总体而言，荷兰对保护“互联网公共核心”的倡导在区域层面取得成功，但在全球层面仍面临挑战。
2025年03期 v.9;No.47 115-135+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5K] - 陈志恒;孙世豪;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推动全球经贸合作，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特色方案。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是由政府引导、企业作为主体推进的新型经济合作范式。中日第三方经济合作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受中日关系、东道国内部环境因素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力量干预等因素的制约。本文在对各类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日在东南亚地区的制度距离差异，研究发现中日在东南亚各国的制度距离存在显著差异，应当根据中、日两国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化优势开展符合当地需求的合作，进而推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良性发展。
2025年03期 v.9;No.47 136-152+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3K]